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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首页 向俊选调任铁道兵农垦局副局长的时候，怀着美好的憧憬，充满必胜的信念。
从鹤山到密山，同在一片黑土地上，却向南跨越了三个纬度。完达山上郁郁葱葱的森林，山南山北广袤无垠的荒原，是农垦战士驰骋的好疆场。向俊选的自信力来自他几年来在农垦战线上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
1949年末，他率领“解放三团”来到桦南筹建孟家岗农场时，地无一垄，房无一间。一开始也没有机械，硬是靠一双手一把镐创业。经过一年苦战，开垦出万亩耕地，全部种上粮食。1950年末，全团住进了自己盖的新房，吃上了自己生产、加工的粮食，还开办了碾米厂、油坊、酱菜、酱油坊，在供给制条件下做到自给有余，部分产品投入市场，酱菜、酱油一时成了佳木斯市场上的名牌产品。 后来进了机械，扩大了生产经营规模。
当时，他身为解放三团的团长兼政委，1500多人中，属于自己的不到百人(包括行政干部和警卫人员)，而且多数是老弱多病的“后勤兵”。其余全是“解放牌”，其中多数是被俘的国民党军队的将军和校、尉军官。扩大生产要人，而人手又严重不足，怎么办？向俊选决定起用一批“有问题”的人。听说有个学员自报奋勇，邀了四个人，自己开荒，自己种地，保证了团直部队的蔬菜供应，效果很好。向俊选佩服这种敢说敢干的硬汉，决定派人去深入了解。原来这个学员是国民党军的少校衔团后勤财务主任。起用敌伪人员，少校是个“杠”。向俊选专程跑到菜地去了解，交谈之中，认定确实是条硬汉。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管财务，当财神爷，却没被财迷心窍，用他自己的话说“如今还是光杆一条”。他还不服同僚和上级的刁难欺压，硬是升任校官而不加入国民党。向俊选敬佩他的硬汉性格，也佩服他的才能，便决定选用他当财务室会计，他就是张季高。又有个国民党军的上士，一开会就千恩万谢共产党。有的同志认为他搞伪装，心术不正。经过了解，才知道他被俘时正在重病，是解放军用担架抬进俘虏营医院的。病愈后偏入三团，他说是共产党救了他的命，真心实意地感谢共产党，他就是陈昆良。向俊选便破格让他去统计培训班学习，提为干部。 1952年，解放团的学员经过“改变身份”教育，除个别有重大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外，绝大多数成了自己人，成了农场的正式职工。农场体制也大改变，取消原来的部队供给制，实行企业型管理，干部，职工都定薪定级定位。这时，向俊选被调任九三农场场长。
九三农场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农场，由鹤山、八一五两场合并而成。这里，地处松嫩平原的前哨，有纵横交错的漫岗平地，又与德都一带的火山多发处为邻，黑土层厚，土质肥沃。历史上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争夺的中心，日本开拓团遍布这一地区，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选点时，就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的撂荒地和弯弯曲曲的巡山道，有些地方还有水井和断墙残壁，利用这些条件，可以节省大笔基建费用。可是，由于建场时受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缺乏详细测查和全面规划，几乎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分别筹建了荣军(由荣军工作委员会筹建)和鹤山、八一五3个农场。三个农场都抢种好地，争吃“白菜心”，常常一条漫岗平地，只顾往前开，直到中途两车相碰，才算各自为界，有的岗地又深入另一场的腹地，三场地界形成犬牙交错。不仅土地纠纷频频发生，而且机车往返造成极大浪费。所以上级决定并场，年末将荣军农场并入，更名为九三荣军农场。 向俊选到任时，带去300多人，其中有谢民泽，张季高等一批专业人才。他到任后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改制，二是科学技术。当时的农场体制，刚刚从供给制向企业化经营转变。职工都实行了工薪，评定了级别，但管理上仍有许多大帮轰的供给制残余。拖拉机全场统一调配，称大队，又分若干分队，农耕季节，分别到各作业区(相当于生产队)耕作，农闲时撤离。这样，不但机车往返跑空档，浪费大，粮食收割贮藏也极不方便。最大的弊端是统吃统销，没有具体的成本核算。为改变这种状态，向俊选在深入调查中，广泛听取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意见，把作业区作为固定的生产点进行建设，参照通北等场的做法，实行定土地、定人员、定机械的三定，这就是后来全面推行的生产队组织的雏型。拖拉机分配固定到作业区后，把一年的生产计划分别落实到车组，再由车组拟定完成计划的详细措施。从这里起步，为单车核算奠定了基础。这些措施在《机农通报》上介绍后，在全省国营农场中引起强烈反响。 向俊选在确立生产队的组织形式后，又着力加强计划管理和成本核算，由张季高等设计制定了一套较完整的统计报表和财会帐册，后来也在《机农通报》上推广了，对加强财务管理和成本核算起了积极作用。而后，他又把农场的年计划作为宏观控制的总目标，再由基层单位拟定季度计划，由各班组拟定十日作业计划，把宏观计划一步步落到实处。特别是十日作业计划的经验，被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视为群众自我监督，自我完善的好办法，决定全面推广实行。 1953年，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局正式颁布了《建场程序暂行办法(草案)》和《国营农场经营规定(草案)》，全面总结了初创时期的经验教训。生产队建设和基层计划管理形式都被肯定下来，列入了条文，向俊选感到由衷地欣慰。创建国营农场虽然只有五六年时间，走过的弯路实在太多，现在有章可循了。盲目开垦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向俊选主要信任和起用以谢民泽为代表的专业人才。谢民泽毕业于河南农学院。在学非所用的旧社会，他谋生无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1948年解放后，即被起用，参加东北军区政治部荒地勘查队工作，任技术组组长，勘查队为后来筹建解放团农场起到先锋队的作用。1952年随向俊选调入九三农场。向俊选就让他筹建农业科研小组，划定土地和人员作为试验基地。1954年九三农场严重秋涝，秋翻地很少；1955年又连续春涝。为抢播种农时，谢民泽提出了耙茬播种的建议。向俊选听取了详细意见后，拍板定音。后来，上级领导批评耙茬播种为“违章作业”，要追究责任，向俊选全部承担责任，还鼓励谢民泽继续试验和抢播。结果，到秋后收获时，耙茬地的产量还超出了耕翻地。谢民泽由此得了个“谢耙茬”的绰号，向俊选对科技工作的大力支持，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所称颂。 1954年，王震到九三农场视察，在听取向俊选场长汇报时，认为是很好的农场管理人才，并一再赞许他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的刻苦钻研精神。也许就因为这次一见情深，1956年王震出任农垦部部长后，首先就调向俊选为刚刚成立的铁道兵农垦局副局长。 向俊选到密山报到时，铁道兵农垦局的架子还没搭起来。王震部长指派农垦部秘书长王桂林赶到密山，负责具体的筹备工作，并根据王震部长的意见，让向俊选负责生产指挥。当时铁道兵农场只有八五○农场形成了生产能力，其他农场还只在规划定点的“纸上谈兵”阶段。所以，向俊选先到八五○农场，跟余友清场长共同研究生产规划。余友清很重实际，富有实干精神，所以，两人一拍即合，配合得很好。 6月，铁道兵农垦局局长、书记和其他领导基本就位，办公机关也在北大营组成。王震亲临密山，主持了农垦局成立的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庄重宣布，数万名铁道兵转业官兵将陆续到来，农垦局要做好能收容安置万名转业官兵的准备。并说：完达山南北有上千万亩荒地可以开垦，过去日本人测查过，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也作过测量，转业官兵大有用武之地。接着，他宣布了新建农场的部署方案。向俊选对王震部长的宏观大略十分钦佩，认为确实有大将风度，开发北大荒需要有这样的谋略和远见。
紧接着，铁道兵转业官兵就从各地到来，原则上按师的编制分别筹建了八五二、八五四、八五九、八五八等农场。转业官兵们立刻投入修路(铁路、公路)、盖房的紧张劳动中。 冬去春来，大规模的开荒、耕种就要开始了。崭新的机车也陆续运进农场，可各农场的规划却还八字没有一撇，农场领导忙得不可开交。 大地一开冻，冬季四通八达的道路没有了，有些生产点远离场部，生活接济都成了问题。原来设想的可以开垦的大片荒原，却被一滩滩积水、沼泽分割了，只好抢翻岗地。负责生产指挥的向俊选副局长，被这种七上八下的局面搞懵了。说实在的，他是害怕这种局面，这完全是过去盲目开荒的重复。
不久，雨季来临，开垦出来的耕地又变成亮晶晶的“水龙”了。机车连续出现误车事故。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向俊选痛心疾首地谈论盲目开荒的教训。并说：“建场程序是今后开荒建场的法规，应该遵循。开荒前一定要搞好规划，要做好修路、治水、基建这些基础工作。”面对着失败的教训，大家也无言以对。可是，他的发言与当时在“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指导下涌动着的“大跃进”形势却格格不入。向俊选的灾难从此开始了。
1957年春，在大开荒和抢播即将开始的时候，向俊选提出更为坚定的主张，认为在未做好认真勘查，制定规划之前，宁可少种点地，也不能盲目开荒。有的人却继续号召“抢开荒、抢翻地、抢播种”，并提出了三年开荒千万亩的主张。向俊选渐渐感到压抑。他面向基层，到八五二、八五四这些新建场去深入调查了解。他看到了基层领导的满腔热情，看到了军垦战士的艰苦生活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多好的干部呀，多好的战士呀，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 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了。有人批评他按建场程序办事是保守，要等到一切工作做好之后再开荒种地，哪来的资金，哪来吃的，还谈什么多做贡献……不久，又有消息传来，农垦部副部长刘培植是“右派分子”。他感到吃惊，这怎么可能呢？在他的印象中，刘培植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在荣军工作委员会期间，他组织荣军生产自立，组建荣军农场，对解放团农场的组建，他也是有贡献的。他的感情无法抑制，于是，又有人批评他：同情右派可是立场问题。
1958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开荒建场要采取“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方针(简称五边方针)，人民日报发表了“扫清国营农场中的保守思想”的社论。从此，“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的宣传活动在农垦系统紧锣密鼓地喧闹起来了。向俊选的思想更加压抑，他决定请假回乡探亲。 他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武汉，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1937年，向俊选在一家纱厂当学徒工，接受了一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引导，离开纱厂，投奔革命，进入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而后又进入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历任参谋、连长、作战科长、处长。东北光复后，又受命挺进东北，历任辽南军区参谋处长，解放三团团长兼政委。他扪心自问，每一步每一事都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坦诚相见。而今，为什么有人硬要把他推向相反的方向呢……。 10月，向俊选回到密山时，中共铁道兵第一届代表大会即将举行。领导找他谈话，严肃地批评了他的“保守”观点，并责成他在党代会上公开检讨错误。向俊选对领导的批评作了认真思考。但是，他的认识基于自己工作的实践。他无法否定自己实践的成功，也无法改变自己形成的认识。那么检讨什么呢？他联系新形势，联系到近一年来遇到的难于抗争的现实，他才意识到这是难以摆脱的灾祸。他开始沉默，案头上的白纸还是白纸。 预备会议开始了，向俊选成了众矢之的。批评他的态度，揭露他的保守思想，说他违背了“三面红旗”的导向。会后，让他继续自我检讨，为大会检查作准备。向俊选沉默着、沉默着……然而，他仍然被作为叛徒、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批判。
1984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特别是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农场总局党委已批复牡丹江管理局党委为其平反昭雪.
安息吧!向俊选同志。(楼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