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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首页 汪立国，1921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1945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部队“三下江南”，在保卫临江的战斗中，他的左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碎了骨头。虽然先后6次住院手术，仍未能把残留在体内的碎骨和炮弹碎片全部取出来，落下了残疾。东北解放后，汪立国在齐齐哈尔荣军学校里边学习，边休养。
1949年，汪立国投入到开发建设北大荒的战斗中。历任荣军农场二分场场长、第五作业区主任、场经营办主任等职。1955年，汪立国又踏上了开发建设红五月农场的征程，担任农场的第一任副场长（未设场长），是红五月农场的建场元勋。
（一）
1955年10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七八点钟，汪立国同荣军农场副场长王方盛一起，乘坐一辆美式吉普车沿日伪时期修建的双山至南阳岗公路向东南方向进发。这条公路由于遗弃多年，路基上长满了过膝的蒿草，公路两侧的山坡上长满了茂盛的树木和半人高的荒草。30公里路，汽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了目的地。
这里，原来是日伪时期开拓团所在地，处在南阳河西岸。在一片漫岗坡下，坐北朝南，有8处日本人留下的房框子，还有两座破羊圈。几年没有耕种的撂荒地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蒿草，这样的撂荒地在南阳河西岸有几百公顷。
向南阳河东岸望去，更是广袤得看不到头、望不到边。汽车向东开到河岸边，汪立国趟水过了南阳河，经过初步踏查，河东部至少有上千公顷撂荒地和大面积可开垦荒草地。
“这里地势平坦，适合大机械作业；山岗上长着茂密的天然次生林，可发展林业和蚕业；南阳河河套地区牧草丰茂，可以发展畜牧业……”一幅美丽的画卷在汪立国的脑海中展现。
回到农场后，报上级批准，汪立国从荣军农场抽调了50多人，配备了一辆苏联嘎斯汽车，来到南阳岗安营扎寨开荒建场。
为了保证烧荒安全，防止烧伤人员和跑荒火烧毁林木，他们在树林间打出了一条宽3米的防火道。拖着一支胳膊的汪立国挥舞起镰刀一点也不比其他人慢，反倒是完成自己的任务后还能帮助其他人。
十几个烧荒点同时点火，转眼间浓烟四起，烈火冲天，像一条巨龙在大地上向远处蔓延。点火容易，看火难。50名职工轮班休息，坚守岗位，饿了就啃两口干馒头，渴了就喝点沟子水。而此时，汪立国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跑了荒火造成损失，他穿梭在各烧荒点，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荒火炙烤加上汗水浸渍，汪立国那条受伤的胳膊又开始红肿发炎。可他只有一句话：“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就是能克服困难，这点伤病不算啥！”
是啊，一个在战场上不惧生死的战士，怎么会在伤痛面前屈服呢？这就是老一辈“荣军”的本色。
一个多月，烧出荒地2000公顷。而汪立国壮硕的身体瘦了一圈儿。
在烧荒间歇，汪立国带领同志们把日本开拓团遗留下来的房框进行了初步维修，和泥脱坯做墙、割草盖顶，采伐几根桦树做了简易门窗，这座不挡风不遮雨的“马架子”就作为当时红五月农场的机关办公室了。
到了12月份，大部分烧荒人员返回荣军农场。汪立国带领18个人留下来，这18个人就是红五月农场的第一批工人。后来这里的职工都说这18个人就像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的“十八勇士”，不愧为红五月农场的建场元勋。
（二）
当时农场走的是“先治坡，后治窝”的路，把国家给的钱都用在了粮食生产上，生活建筑仅有两栋土坯宿舍，大部分职工住在“马架子”和“草夹子”里。下雪后，天气越来越冷，每个“马架子”里有一铺大炕，能睡10来个人。炕热屋子冷，让人没法安然入睡，早上一起来，口干唇裂。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年冬天，汪立国带领体质较好的50名职工组成伐木队，冒着严寒来到乌马河林区，与林业局领导商量，用代采伐和运木料的工钱购买建房所用木材。此时的山中积雪齐腰，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0摄氏度，职工们带着干粮，化冰烧水，搭起简易的帐篷，开始了采伐生活。
第一项工作是打马道，砍去挡道的小树，马道内的树桩不得高于10厘米，保证运输不受影响。汪立国又是冲到最前面，他说：“我们多受点累，家里的老婆孩子就能少挨点冻。”“战斗时党员要带头冲，劳动时要带头干，别看我一条胳膊不好使，想和我比试的尽管来。”简单的几句话，就调动起了职工们的干劲。
“先开三分之一进深下锯口，再在另一个方向开三分之二进深上锯口，这样放树安全；熟练以后，一人用撑杆顶着树的另一侧，想让它往哪边倒，就在树快要伐透的时候给一点力量。”汪立国用现学现卖的技术指挥着职工们，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为了尽快完成采伐任务，回场建新房，职工加快了采伐进度。棉手套磨漏了，手出血了，大头鞋冻透了，脚冻坏了，但谁都没有放慢伐木的速度，只想多砍一棵树，就能早一天建房。
伐木的响声在山林里回荡，“迎山倒！”“顺山倒！”的喊声此起彼伏，响彻山谷。抬着木头时喊的号子令人热血沸腾：“哈腰挂呀么，嗨哟，撑腰起呀，嗨哟，慢慢走呀么，嗨哟！……”喊声最响亮的那个人一定是汪立国。
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他们共为林业部门采运了400立方米木材。汪立国向林业局领导反映了当时农场的困难，经过协商，获得300立方米木材做劳动报酬，解了燃眉之急。
之后的几年里，汪立国又带领职工以同样的办法，为农场运回22000多立方米木材，建起了14000多平方米的生产用房和职工住房，为农场的生产生活奠定了基础。
（ 三）
1956年5月，上级为红五月农场调来了拖拉机和部分农机具。“五一”劳动节这天，红五月农场召开了开荒誓师大会。会上，汪立国进行了战前动员，他号召全体职工、特别是农机队的全体同志，要发扬战争年代的战斗作风和吃苦精神，以开荒生产的实际行动迎接“五一”劳动节，迎接“红五月”的到来。
5月6日，开荒队开始开荒，由李占山和杜云铎驾驶C-80 拖拉机在烧过的荒原上开出了第一犁。汪立国跟在机械后面，望着犁铧翻起黑油油的泥土，他黝黑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开荒的日子里，只能住帐篷，吃剩饭、凉饭、馊饭是常有的事。到了夏天，机车里热得像蒸笼，温度达40摄氏度，汗水在座垫子上都积出了明水，尽管这样，机车照常转。一口水都是宝贵的，为了机车正常工作，有的职工宁可自己不喝也要给机车加上。缺人手，汪立国就连续加班，有时候是24小时不下车，迎朝阳，送晚霞，身披星斗，再苦再累也无所畏惧。
从翻地、整地、播种到收获，汪立国拖着那只肿起来的残臂，同职工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取得了当年建场、当年开荒、当年交粮、当年盈利的好成绩。
1957年麦收时节，红五月农场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从8月开始阴雨连绵，据气象台测定，8月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占全年降雨总量的三分之一。广袤的耕地成了积水潭，机械无法作业。汪立国心急火燎，寝食难安。他召开了全场职工大会，进行麦收动员，这是红五月农场建场的第一年。职工少，他就动员全场的干部、家属积极投入到麦收战役中来，每人一把镰刀，昼夜奋战。他又打电话请战友帮忙从外地雇来了大批临时工，还联系到相邻的解放军部队，部队领导带领一个团上千名指战员，来参加麦收。
当这些“帮工”来到农场后，汪立国带头将自家房屋让出来，自己住到仓房里。由于仓房内阴暗潮湿，他那条受伤的胳膊又开始发炎了，职工们都劝他说，不差他那一间屋子，让他回到主房居住。他却说：“现在是农场最困难的时期，我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给大家起个带头作用。”在他的带动下，全场职工都将自家房屋让给“帮工”住，自己搬进仓房或连队的仓库里。
经过一个月的奋战，3000多公顷小麦收到了粮库中。到1958年，红五月农场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了14.7万亩，平均每年向国家上交粮食1300多万斤。
（四）
1958年，“浮夸风”盛行。九三人民公社提出要搞“卫星田”，亩定两万斤的目标。性格耿直的汪立国说：“这个目标垧产也达不到，我们定的是亩产500斤的目标。”因此，汪立国在这年的3月被调离了工作岗位。
1986年11月6日，汪立国因患肝癌病故。（夏商周）
